“演講”：拓寬李大釗思想研究的新領域

我在多年的李大釗思想研究中發現：“演講”是展示李大釗思想和學識的一個重要的、不應忽視的環節。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是，李大釗往往在繁忙的政治活動之余，都要在所到之地的一所大學發表學術演講。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范例就是在1923年，為促成“國共合作”，他曾往來奔波於京滬之間，先后在上海大學、復旦大學、上海中國公學、上海職工俱樂部、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，發表演講12次，內容涉及馬克思的經濟學說、社會主義釋疑、文化與進步、史學與哲學、史學概論、美術與社會改造、勞動問題、茶貿易與蒙藏關系，等等。這些“演講”內容豐富，富有知識性、學理性，是我們動態認知“烈士之學”的珍貴史料。

有鑒於此，我在2020年作為電影《革命者》的歷史顧問，曾建議影片編導將李大釗的“演講”搬上銀幕，但由於實在缺少有聲資料而未能如願。2023年6月，守常研究院成立，在確定研究規劃時，我再次提出建議，希望將李大釗的“演講”匯總結集，單獨出版。今天，我的這一願望，在北大紅樓同仁的努力下終於實現了，內心感到十分欣慰。為使讀者能更好地閱讀本書，應編者之約，我結合自己的研究，對李大釗的“演講”做一學術分析，力爭提供一份有深度的“導讀”。

“演講”得當，“聞之者增無限之趣味，得之者獲較豐之效用”

“演講”是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創新發展的產物，在北京大學，李大釗作為最早的嘗試者之一，為后世提供了示范。在他眼中，“演講”就是開風氣之先的工具，它可以補充學校教育之不足，“浴智識上之惠利”﹔聯貫各個學科，以除學科“不能匯通之弊”﹔文理（科）互鑒，使“各人所需智識之類量亦與之俱增”（以日本東京之社會學院為例）﹔“演講”得當，“聞之者增無限之趣味，得之者獲較豐之效用”。“足與吾人以感化力，而潛移默化，以高其志趣，闊其胸襟”。因此，“當以演說壇為惟一之戰壘”。

這部《李大釗演講集》所收入的“演講”文稿共76篇，時間跨度從1916年至1925年。它所涵蓋的主要是學術、理論內容，包含古今中外多學科知識，其中既有宏觀的看法，又有微觀的解析，體現了“烈士之學”的深度。“演講”中，李大釗沒有所謂“論戰”式的批判，隻有耐心細致的說理。因此，我們要依據學術史、思想史的發展，根據李大釗所從事的教學改革實踐，來動態理解他的“演講”。

李大釗的“演講”特色

李大釗的這些“演講”具有哪些特點呢？我試做歸納。

其一，這些“演講”開近代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講座之先河，開發培養學生的科學興趣和創新精神。講座內容涉及諸多新學科，包括經濟學、社會學、政治學、哲學、歷史學、新聞學、圖書館學，以及大量鮮活的問題——學理與實際問題、社會問題、勞工問題、宗教問題、女權問題、青年問題，等等。從學科發展（社會科學的初步形成）著眼，在中華民國初年，這真可謂是破天荒之舉。

其二，這些“演講”傳播和發展“唯物史觀”，以“唯物史觀”為基礎，促進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確立與融合，推進北京大學等高校的教學改革。李大釗嘗試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社會、中國經濟和中國文化。1920年10月，他開始在北京大學各系講授“唯物史觀”，並且專門編寫了一部《唯物史觀講義》。圍繞“唯物史觀”，李大釗的“演講”從“馬克思的經濟學說”開始，到“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”，到“社會主義釋疑”，再到“茶貿易與蒙藏關系”﹔從“歷史的作用”到“史學概論”，到“史學與哲學”，再到“歷史與人生觀”﹔從“社會問題與政治”，到“人種問題”，再到“勞動問題概論”，形成多條重要的理論線索。它們亦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源頭。

其三，這些“演講”強調理論與社會實際、社會實踐的有機結合，引導人們開闊眼界，不僅了解並預見世界大趨勢，更要懂得各國自身的國情。1918年11月底，為闡明俄國革命的意義，公開表達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看法，李大釗在中央公園發表演講《庶民的勝利》。他提出，這次大戰“政治的結果是……民主主義戰勝”“民主主義戰勝，就是庶民的勝利”“新紀元的世界改造，就是這樣開始”。盡管是這樣預測歷史發展之大趨勢，但李大釗並未完全忽視歷史發展的曲折，以及存在的深層矛盾。早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（15個加盟共和國）成立（1922年12月）前夕，李大釗憑借著對歷史的敏銳就已經預感到它同樣面臨著民族問題、民族主義的挑戰，未來的革命道路絕非平坦。李大釗在1921年3月發表演講《俄羅斯革命之過去、現在及將來》，明確指出蘇俄的民族問題的根源所在是復雜的民族矛盾，並且尚“尋不出統一的民族精神”“專靠外界的約束才伏於‘沙’權威之下”“種族既然很復雜，所以全俄羅斯境內的人民的習慣、風俗、宗教等，自然不能相同。我們對於這些很復雜的民族，而找到一個共同的俄羅斯主義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”。至於說“將來俄國改造成什麼樣子，還不能定”，其“前途情形如何，不敢斷定。這是世界上很大的問題”。今天看來，李大釗的這些論斷仍未過時，仍有著珍貴的思想價值。

其四，這些“演講”注重知識性與學術性的結合，培養學生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，養成良好學風。例如在政治學研究方面，李大釗特別重視對概念、術語的理解與把握。這主要表現在對Democracy的認識上。1921年12月15日至17日，李大釗在中國大學作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》的演講。他說，Democracy這個字最不容易翻譯。由政治上解釋，可以說為一種制度。而由社會生活的種種方面去觀察，是近世紀的趨勢，現世界的潮流，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幾無一不是Democracy的表現。這名詞實足以代表時代精神。若將之譯為“平民政治”，則只能表明政治，而不能表明政治以外的生活各方面。似不如譯為“平民主義”，較妥帖些。但為免掉弄小它的范圍，可以直譯為“德謨克拉西”。因此我們看到，在李大釗的著述當中，他幾乎從不使用“民主”的概念。李大釗又從詞源上做出分析，論証“現代德謨克拉西”的時代意義。他指出，“現代德謨克拉西的意義，不是對人的統治，乃是對事物的管理或執行。我們若欲實現德謨克拉西，不必研究怎樣可以得著權力，應該研究管理事物的技術”“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”。可以說，這是李大釗“演講”最為精彩的部分，達到了“政理”的最高境界。

李大釗在“演講”中尤為注重邏輯與歷史的一致，展現了其特有的理性和嚴謹

上述特點的形成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期間得到的歷練，立志於“深研政理”的他從特定的學術氛圍中深刻感悟到學術的真諦和學理的精髓。留日期間，李大釗廣泛地接觸西方民主學說、法政理論和經濟理論，也身臨其境感受到日本近代民主思潮的影響，從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身上汲取思想養料。他還參加中華民國留日學生總會，擔任文事委員會編輯主任，主編《民彝》雜志﹔組織專門的學術研究團體——“神州學會”，編輯《神州學叢》﹔發起建立“中國經濟財政學會”，既關注學術演進，又注重“國民生計之爭”。

留學期間的李大釗還有一執著的學術追求，即探求學理必須與社會實際相符合。他非常不滿於時人“群取經於扶桑”，津津樂道“和化西學”，立志要到日本通過“深研政理”，從而真正厘清西學之本義，加以鑒取。就當時的“制憲”而言，李大釗認為，“制憲”必須精研法理，“自辟學域”。

我們了解李大釗的“演講”，也不能離開北京大學的新學科發展平台，以及北大的教學改革。事實上，李大釗與北大同仁的首次接觸就是通過“演講”。1917年4月初，在神州學會分會組織的特別講演大會上，李大釗結識了蔡元培、陳獨秀等北大同仁。自此，李大釗開始進入北京大學的學術圈，為日后的學術發展創造了條件。1920年7月，李大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。在北大的教學改革中，他試圖移植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本科課程，實現政治學、法學、經濟學的有機結合，建構東方式的社會科學。初建中的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帶有明顯的“早稻田風格”。

總之，我們可以在閱讀中體會到李大釗的“演講”特色。他在“演講”中尤為注重邏輯與歷史的一致，能牢牢把握這兩條“自然線索”，展現了其特有的理性和嚴謹，達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，形成了獨特的風格。他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典范。

我相信，這部《李大釗演講集》不僅會吸引更多的讀者，也會成為李大釗思想研究的新領域。

（來源：北京日報，作者為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副會長、守常研究院院長、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“雙一流”特聘教授）